于此而言，说五保“死一个顶一个”的行为没有人性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当然，批评不应止步于悲愤情绪的宣泄。五保户“死一个顶一个”的情况，以及对困难群体帮扶不足的事情，也并非河南息县才有。有必要追问的是，为什么会出现五保户“死一个顶一个”的事情，以至于酿成悲剧。财力有限通常是最常见的理由，所以要按照资金总量进行所谓的指标控制。可五保户的数量是一种自然存在，岂是可以提前确定数量的，这个道理相关部门怎会不懂？
为了避免“应保不保”情况的发生，2006年3月，修订后的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开始施行，该条例明确规定，农村五保供养资金要在地方人民政府预算中进行安排。条例还规定，农村最困难群体纳入中央财政供养。此后每年，中央财政都拨付了不等金额，以补助地方五保资金。不仅如此，省一级往往也同步配套补贴地方。而各地的福利彩票公益金，也会支持地方五保及其他福利工作。
综上所述，如此多层次的资金配套，所谓财力有限以及其他任何理由，其实都是说不过去的。那么，不禁要追问，河南息县的预算制定可曾足额考虑和安排五保资金，上级政府拨付的五保补助资金又是否全额用于五保户身上？如果河南息县没有按照法规编制和安排足额的五保预算，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违法，就该有人对此负责。
“五保供养”政策到了地方，居然演变成了逐次递补、死一个顶一个的“对策”，实在让人寒心。而递补者还需要向死去的五保户缴纳丧葬费的做法，更是缺乏任何法律依据，完全扭曲了政策的善意。这一现象也暴露出时下一些地方在农村困难群众保障方面，仍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问题，若不尽快解决，或将抵消政策效果。
其一，农村“五保户”如何能够避免“指标化”操作？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五保供养的原则之一就是，应保尽保。这一点，息县当地有关部门也认可，然而，在实践操作中，这一原则却被简化为相对固定的指标。即，总量控制，分解到村，这样，各村在确定“五保户”对象时，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“死一个顶一个”的悖谬，从而难以做到“应保尽保”。
其实，当地政府完全可以以更负责任的态度，将这项政策落实得更好、更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。比如，能不能定期摸底普查，对农村中丧失劳动能力、没有收入来源、无具备扶养能力的法定抚养义务人的年老、残疾等困难群体，做到心中有数，有明晰具体的账册记录？退一步讲，即便做不到普查，是不是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报上来的困难群众进行抽查，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保障人群？
只要真正存了为民众服务的信念，这些办法并不难做到，而如果总是高高在上，沿袭此前的数额指标，无视客观现实的变化，也就只能“等因奉此”，补足缺额了。
其二，“五保户”所需的赡养资金是否应该设立财政专户，实现专款专用？支付给农村“五保户”的钱，是一种救命钱，任何人、任何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、转嫁。从新闻中人们看到，河南息县居然还要让新晋“五保户”给死去的“五保户”支付丧葬费，以此作为获得保障的“门槛费”，这样做，显然是在转嫁责任。
根据规定，这些钱理应由财政支出，地方有关部门将其转嫁到困难群众身上，一方面加重了困难群众的负担，突破了助困的底线；另一方面，也极大消解了政策的善意。为长远计，不妨考虑建立财政专户，专款专用，同时，也应该加大惩处问责的力度，严肃处理那些无视国家法律规定，随意妄为的部门和人员。
一些良好的制度、政策每每到了基层，就会发生恶意的扭曲和变异。这其中，除了有关制度、政策缺乏配套的监督检查措施之外，行政部门的懈怠乃至不作为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河南息县“死一个顶一个”的五保政策，即是一种行政懒政。对此，从国家层面应该引起重视。不能再让那些孤苦无依的民众在扭曲的政策中瑟瑟发抖了。
